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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證據新規定的司法應用及完善

  發布時間:2014-08-26 21:20:26


   證據是刑事審判的基石,是認定罪與非罪,還原并判定案件事實的重要根據,對于保證案件質量,正確定罪量刑,實現司法公正具有關鍵作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新《刑訴法》)于1979年頒布實施之后,經歷了兩次修正,第二次修正案于2013年1月1日正式實施。第二次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在證據制度方面的規定有三個比較大的變化,一是非法證據排除制度,二是證人出庭作證制度,三是技術偵查措施。本文將結合司法實踐中應用這些規定時所遇到的一些問題,對這三方面規定的進一步完善提出一些建議,希望對刑事司法實踐能夠有所裨益。

   一、關于非法證據排除制度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源自英美法,在20世紀初產生于美國。將非法證據排除制度正式寫入我國《刑事訴訟法》,其意義不言而喻,但這一制度目前卻被稱為“紙面上的法律” ,司法實踐中很難找到“非法證據排除”適用成功的案例,這種現狀也是造成冤錯案件的重要原因之一。2012年,浙江省寧波市鄞州區法院在章國錫受賄案中,曾適用當時兩高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定》,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程序,對被告人免予刑事處罰,成為“國內非法證據排除第一案”,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但不可否認的是,在審查非法證據,適用非法證據排除制度過程中,仍有需要檢討和改進之處。

   (一)“非法證據排除制度”適用中的難題梳理

   1.排除程序啟動難

   根據新《刑訴法》,在法庭調查過程中,被告人有權提出其審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意見,并提供相關線索或者證據。可見,提出申請并提供線索或證據是啟動該程序的前提。但由于被告人一方一般被羈押,偵查過程具有封閉性,除了偵查人員和被告人,沒有第三人在場,即使遭受了肉體或精神上的刑訊逼供,當事人也很難舉證。即使有同步錄音錄像,由于是偵查單位自錄,沒有無利害關系的第三人在場,一般也不是調查全過程的錄音錄像,很難證明被告人進入調查程序后的全過程,因此排除程序的啟動存在很大難度。

   2.證據合法性的證明難

   根據2012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新《刑訴法》)第 171 條的規定,公訴機關可以要求偵查機關對言詞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說明。經調查能夠確定非法取證的,應當依法排除;對于不能確定非法取證,又無法排除合理懷疑的,應予以存疑,不以該言詞證據作為批準、決定逮捕的根據。 最高檢《刑事訴訟規則》第70條規定了調查核實非法證據的幾種方式。歸納起來,證明審訊合法主要有四種證據:訊問筆錄、同步錄音錄像、在場人員或者證人出庭作證、訊問人員出庭作證說明。第一種偵查人員的訊問筆錄,是偵查人員自己制作的,筆錄本身不可能記載刑訊逼供的內容,難以令人信服;第二種同步錄音錄像,是選擇性條款,且偵查單位不可能將刑訊逼供的過程錄音錄像,也不具有很強的說服力;第三種在場人員或其他證人更不可能出現,不會有人出來證明審訊合法;第四種偵查人員出庭作證,刑訊逼供輕者是要受紀律處分,嚴重者要被追究刑事責任,偵查人員一般不會在法庭上主動承認實施刑訊逼供行為,且會極力證明自己行為的合法性,這不僅難以說服被告人及其辯護人,也難以讓其他訴訟參與人信服。另外,偵查人員不愿意出庭作證也將是未來司法實踐中可能面對的一個問題。

   3.維權辯護難

   由于新《刑訴法》剛剛生效,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司法實踐中的實施效果還有待檢驗,但是結合兩高《非法證據排除規定》實施以來,連續發生的多起被告人及辯護人故意利用排除程序申請,干擾法庭審理、擾亂法庭秩序的案例, 防止和限制惡意申請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在這種情況下,辯護律師雖然具有向法庭提供證據的權利,但實踐中律師取證的手段有限,或者權利不能充分行使,難以提出強有力的辯護理由和非法取證的證據,加之司法機關的嚴格審查,導致一些律師心存疑慮,出于自身保護,不愿得罪偵查、檢察機關,參與排除非法證據的積極性不高,使律師的作用難以得到充分發揮。

   4.相互配合難

   非法證據的排除需要偵、控、辯、審四方參與,缺一不可。由于一些司法人員的理念陳舊,沒有樹立無罪推定、疑罪從無、實體正義與程序正義并重、證據裁判、非法證據排除的現代司法理念,對證據判斷標準的認識不一致,在排除非法證據問題上不積極配合的情況還不同程度的存在。

   5.裁判難

   法庭在審查和排除非法證據時,面臨的是控辯雙方各執一詞,被告人堅持受到刑訊逼供或者變相逼供,公訴方則千篇一律以四種證據形式予以否認,雙方都無法提供具有說服力和證明力的客觀證據,于是庭審的調查工作基本走了形式,無法進行深入的實質性調查,這必然導致法官在非法證據認定上的困難,對于是否排除有爭議的證據難以作出決定。

   (二)完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幾點建議

   1.建立訊問期間同步錄音錄像制度及律師在場等制度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刑事訴訟中不應是孤立的,不應僅僅依靠現在的法庭調查解決非法證據排除的問題。它的推行需要建立相應的配套措施。為了更有效地落實這一規則,首先應當建立訊問期間律師在場制度。在場律師一旦發現偵查人員或檢察人員有侵犯被訊問人人身權利的行為,可以要求偵查人員或檢察人員立即停止訊問,也可以要求偵查機關或檢察機關對相關人員進行教育或懲戒。在美國,律師在場是被告人的權利,偵查人員或檢察人員在訊問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權要求律師在場,且在任何時候都有權提出此項要求。 此外,還應在偵查過程進一步建立全程錄音錄像、被羈押人有權申請第三方體檢等制度,用客觀證據來證明偵查工作的合法性,才能具有更強的說服力和證明力。

   2.加強司法機關對非法證據排除問題的協調配合

   對公安機關取證過程中的問題,檢察機關應切實履行好審查、監督的職責,防止證據帶病進入審判環節。建議規定,人民法院在案件審理過程中發現該類問題的,可以退回檢察機關處理。另外,我國刑訴法規定,在審查起訴階段應當為特定被告人指定辯護人,而有些承辦案件的檢察機關并沒有依法指定辯護律師,這種情況也是導致證據存在瑕疵進入審判環節的原因之一,建議在這種情況下,也可以將案件退回檢察機關處理。

   3、充分發揮庭前會議的功能

   對存在排除非法證據線索的情形,可以召開庭前會議及時解決。不久前,某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的一起販毒案件、一起貪污案件,就是通過召開庭前會議的方式,將控辯雙方召集到一起,對證據的合法性進行審查、核實,有效解決了辯護人所提出的排除非法證據問題,對后期的庭審及裁判起到了很好的輔助和促進作用。通過庭前準備會議審查或排除非法證據,有助于維護程序的正義,還可以起到程序過濾的作用,及時將控辯雙方的程序爭議解決在開庭之前。 

   二、關于證人出庭制度

   在刑事訴訟中,證人證言是是甄別案件事實的重要證據類型,證人是現代刑事訴訟中不可或缺的角色。我國刑訴法早已規定了證人的出庭作證的義務,但在司法實踐中,證人出庭作證問題始終困擾著司法機關。據歷年統計,各級人民法院證人出庭作證率均未超過 10%,尤其在較為偏遠的地區,出庭率不到2%甚至更低。 備受矚目的重慶李莊案在審理過程中,李莊及其辯護人向法院提出申請龔剛模等8位證人出庭作證。法院向這8名證人送達了出庭通知書,最后除了一名證人因病不能出庭外,其他證人均表示不愿出庭作證而最終未能到庭。雖然新《刑訴法》在確保證人出庭方面增加了一些規定,但證人出庭難無疑仍是目前我們審查運用證據過程中的一大頑疾。

  (一)存在的主要問題

   1.證人出庭作證的費用標準未明確

   新《刑訴法》規定,證人因履行作證義務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費用,應當給予補助。證人出庭作證的這些費用是按證人實際支付的費用,還是按固定標準補償缺乏具體可操作的規范。如果按實際支付的費用補償,可能會出現證人借機高消費、搞個人享受的現象,給國家造成損失;同時,如果統一按某一特定標準補償,亦可能出現補償的費用低于證人的實際支出,從而影響證人出庭作證的積極性。

   2.強制證人出庭作證的條件不具體

   新《刑訴法》第187條規定,公訴人、當事人或者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對證人證言有異議,且該證人證言對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法院認為證人有必要出庭作證的,證人應當出庭作證。最高檢《刑事訴訟規則》及最高院《刑訴法解釋》中均有類似規定。這里的“提出異議”、“重大影響”、“法院認為有必要”規定的都較為籠統,異議提出權沒有限制,重大影響的情形不明確,法官的自由裁量權過大,即使前面條件成就,法官仍然可以通過這一權力否決申請證人出庭的要求。

   3.人民警察出庭作證制度的主體單一

   新《刑訴法》對人民警察出庭作證制度予以明確,改變了警察不作證的傳統認識,是司法的進步,但主體過于單一。立法規定人民警察就其執行職務時目擊的犯罪情況可以出庭作證,那么,對職務犯罪進行偵查的檢察人員,如果在偵查活動中目擊犯罪,是否就可以不出庭作證呢,實踐中還存在不同認識。

   4.證人對出庭作證普遍存有抵抗心理

   司法實踐中,愿意積極配合司法機關調查取證以及出庭作證的人員,大多與案件當事人有親友關系,但這類證言內容的客觀真實性一般需有選擇的予以認定。而那些對于事實調查有著重要作用的無利害關系證人,往往懾于公安人員的威嚴尚可配合調查,到審查起訴階段則以各種理由搪塞,要說服其出庭作證更是難上加難。證人迫于法律的威嚴,不得不出庭作證,又由于內心的擔憂或其他原因不敢或不愿作證時,會敷衍應付。此時,證人出庭作證就顯得毫無意義,有悖于設立證人出庭作證制度的初衷。

   5.證人出庭易導致庭審程序失控

   證人在庭審中要接受控辯雙方的詢問,必要時還要接受法官的詢問。一般情況下,對于控辯任何一方提供的證人,另一方都會在庭上想方設法去質疑該證人的感知能力、記憶能力、回憶能力、表達能力等因素,對該證人所提供證言的真實性、可信性提出異議,進而達到使法庭不予采信的目的。有時證人和控辯雙方之間還會矛盾激化,甚至在庭審過程中爭吵直至發生肢體沖突,導致庭審被迫中斷,影響審判活動順利進行。

   6.證人出庭易引發庭審結果失控

   傳統庭審中,公訴人在證人不出庭作證的情況下宣讀證人證言,指控的成功率有保障,而證人出庭接受控辯雙方的交叉詢問,使得控辯雙方形成對抗,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指控犯罪的難度。特別是在一些疑難、有爭議的案件中,證人在法庭上改變證言甚至推翻其之前的有罪指證,從而使得指控被告人有罪的證據不足,最終導致檢察機關撤訴或者案件被判決無罪的結果。

   (二)證人出庭作證受阻的主要原因

   導致證人出庭難的因素很多,主要可以歸結為以下幾點:一是受傳統文化的影響,社會民眾“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和為貴”及“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等心理作祟,導致證人不愿卷入案件雙方的沖突之中。二是人身保障機制的缺乏。據2008年9月3日《中國青年報》報道,辦案民警承諾為證人肖敬明保密,但相關信息最終還是被泄露,導致肖怕遭報復,不得不東躲西藏,女兒也因此輟學。這種由于缺乏配套的證人保障機制和具體措施規定,使得證人不敢、不愿作證,怕被打擊報復的情況屢見不鮮,也是導致證人出庭難的重要因素。三是對證人的經濟保障不充分。證人履行了出庭義務,理應享有一定的經濟補償權利,但司法實踐中予以補償的先例非常少見,這也使得證人出于自己切身利益的考慮而不愿配合司法機關。四是司法人員對證人出庭的重視度不夠。長期以來,司法人員對證人證言已習慣于書面審查,對當面提供言詞證據的重要意義認識不足,而出庭作證證人的證言有時又缺乏明確性,容易導致庭審活動冗長、耗時,導致依法傳喚證人出庭作證的積極性不高。

   (三)完善證人出庭作證制度的幾點建議

   1.對證人出庭作證的費用確定固定補助標準

   關于補助的標準,立法沒有加以明確,應由司法機關根據因地制宜、公平合理的原則進行細化和操作。法律規定的是“補助”而不是“報銷”,在實際操作中不得以證人沒有發票、發票不合格等為由拒絕給予補助,更不得因證人未按司法機關意圖提供證言而拖延、克扣或拒絕給予補助。不同地區可根據本地區實際情況具體規定;住宿費、就餐費用應當按固定標準補償,防止證人借機消費;其他合理費用應按實際支出予以補償。

   2.證人消極作證人民法院有權采取必要措施

   證人消極作證、敷衍應付,應當被認為是一種妨礙司法訴訟程序的故意行為,可以參照刑事訴訟法關于證人沒有正當理由拒絕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絕作證的規定,對證人予以訓誡,情節嚴重的,經院長批準,處十日以下的拘留。被處罰證人對拘留決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級人民法院申請復議,復議期間不停止執行。

   3.細化強制證人出庭作證的條件

   第一,提出異議的條件。前提條件應是公訴人、當事人或者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在證人出庭作證之前能夠清楚證言的內容,證人證言必須在開庭之前通過客觀固化的形式呈現在公訴人、當事人或者辯護人、訴訟代理人面前。

   第二,影響定罪量刑的條件。證人證言對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應主要包括以下幾種類型:(1)區分罪與非罪的證言;(2)區分此罪與彼罪的證言;(3)影響量刑輕重的證言。

   第三,人民法院認為有必要的限制條件。這個條件屬于法官自由裁量權范疇,當前兩個條件成就時,如無特殊事由,法官應該同意證人出庭作證,以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權。

   4.建立負有偵查職責的檢察人員出庭作證制度

   檢察人員的偵查行為特征不僅與警察的偵查行為相同,甚至有時候檢察人員可以直接對公安機關移送審查的案件履行偵查職責,那么檢察人員在偵查中看到犯罪情況,也當然可以被要求作證。因此,證人出庭作證制度的適用主體應當擴大至所有刑事偵查人員。這里的偵查人員不僅僅是指公安機關的人民警察,檢察機關和軍事保衛部門、監獄機關的偵查人員都屬于刑事偵查主體范疇,但鑒于軍事保衛部門的特別立法,在條文設計上可以對偵查人員進行列明,將新《刑訴法》187條第二款修正為“人民警察、檢察人員就其執行職務時目擊的犯罪情況作為證人出庭作證,適用前款規定。”

   5.構構建公、檢、法會商機制

   一是利用現有的偵捕訴銜接機制,在某些重大疑難復雜案件、有重大社會影響的案件中,對偵查機關的取證進行有效引導,有效固定證人證言。二是對于可能要求偵查人員出庭作證的案件,應事先通過會商機制向有關的偵查人員了解情況,并向其說明出庭作證的可能性。三是構建偵控與審判的聯動配合機制,特別是新的刑事訴訟法規定了庭前會議制度,檢法可以利用這一制度,就某些案件中可能涉及的證人出庭問題相互交換意見,特別是可以聽取辯護人的意見,以便公訴機關提早采取應對措施。 

   6.健全證人保密制度

   為有效解決對證人身份的保密和審判公開之間的矛盾,可以出臺相關司法解釋,對此問題進一步加以規范。比如確定辯護人的保密義務,可以規定辯護律師對于危害國家安全、恐怖活動犯罪等特定案件,有對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屬進行保密的義務,同時規定因辯護人泄露證人身份而導致證人受到打擊報復造成嚴重后果的,辯護人應當承擔相應的責任。律師協會和司法行政機關對律師參與刑事訴訟的證人保密義務加以監督和管理等等。

   7.在條件具備時制定證人保護的專門法,成立證人保護的專門機構

   國外一些國家有專門的證人保護機構,比如美國有保護證人的執行機構稱為“馬歇爾辦公室”,或者稱為“馬歇爾項目”。對于需要保護的證人,一旦確認,將由“馬歇爾辦公室”負責采取措施,根據需要可以對證人包括其家屬安排新的住所,還可以更換身份證明、提供工作機會,進行心理輔導,對于“高危人群”甚至由訓練有素的警務人員實施二十四小時的不間斷保護等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建議在條件成熟時,對有關證人的相關制度進行專門性立法,建立專門的證人保護機構,這理應成為我國完善證人保護制度的一個發展方向。

   8.建立更完善的證人獎懲制度

   對證人出庭作證不應局限于補償,而應進一步擴大到獎勵。這也是符合權利義務平衡原則的。應該建立證人獎勵制度。對那些由于證人出庭作證從而揭露重大案件事實、挽回重大損失等情形的,給予相應的獎勵,最大限度的鼓勵證人站出來指認犯罪。另一方面,新《刑訴法》第188條規定“證人沒有正當理由拒絕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絕作證的,予以訓誡,情節嚴重的,經院長批準,處以十日以下的拘留。”為體現證人出庭作證義務的強制性,建議進一步規定除因特定身份而有免證義務的人以外,無正當理由拒不出庭作證的,不僅可以強制到庭,還可以進行經濟處罰,由于證人符合出庭作證條件而拒不作證,造成嚴重后果的可以追求其刑事責任。

   9.制定證人保護的專門立法

   建議在條件成熟時,對有關證人的相關制度進行專門性立法。出臺專門的證人保護法,對有關證人出庭范圍的界定、保護措施、權利義務等等問題做出系統而全面的規定。這樣不僅對解決諸如證人出庭難等問題有著積極作用,而且能健全刑事證人制度,從而進一步維護司法公正,樹立司法權威。

   三、關于技術偵查措施

   技術偵查措施,是指偵查機關為了偵破特定犯罪行為的需要,根據國家有關規定,經過嚴格審批,采取的一種特定技術手段。雖然我國在1993年《國家安全法》中規定了“技術偵查”手段的使用,但還局限于半軍事化的表述,長期以來,以“技術偵查”手段獲取的證據處于不能成為刑事訴訟直接證據的尷尬境地,此次新《刑訴法》的修改,使技術偵查獲得的證據具有了合法性。但不可否認的是,技術偵查措施就像一把“雙刃劍”,一旦使用不當,將導致公權力與私權利的直接碰撞。前一段時間沸沸揚揚的美國間諜“斯諾登”棱鏡門事件,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因此,我們需要未雨綢繆,盡快立法直接規范其實施過程中的各個環節。

   (一)需要繼續厘清的問題

   技術偵查適用于司法領域是懲罰犯罪和保障人權價值衡量的結果。在新刑事訴訟法中規定技術偵查措施有著重要的意義,體現了重罪原則、人權保護原則、程序法定原則和必要性原則;其不足的地方是適用范圍不明確,適用程序模糊,缺乏明確的監督救濟程序,對隱藏身份及控制下交付的秘密偵查規定過于原則和抽象,有關技術偵查措施所獲得證據庭外核實的規定不足等等。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新《刑訴法》第148條規定,“根據偵查需要”即可以經批準使用技術偵查措施,《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對此也未進行細化,但何為“偵查需要”條文并未明確規定,是在偵查一開始就可以使用技偵措施,還是在一般性偵查措施無法獲得相關證據或存在緊急情況時才可以使用技偵措施,也未明確。有的偵查機關對于簡單、輕微的刑事案件基于當地領導的批示也在適用技術偵查手段,甚至為了迎合當地政府的政策實施工作,對非刑事案件也在使用技術偵查手段。 另外,“追捕所必需的技術偵查措施”也是一個抽象的、范圍不確定的用語。若不對這些條件作出適當的限制,則極有可能導致對同一犯罪行為實施多種甚至是多余的技偵措施。

   2.新《刑訴法》第149條規定,在批準技術偵查措施時應當明確規定批準措施的種類與適用對象、期限。批準決定自簽發之日起三個月內有效,但對于復雜、疑難案件,期限屆滿仍有必要繼續采取技術偵查措施的,經過批準,有效期可以延長,每次不得超過三個月。該條雖然規定了技術偵查措施的適用期限及延長,但是對于疑難、復雜案件中技術偵查措施延長的次數卻沒有做出規定。即只要獲得批準,就可以無限次地延長技術偵查措施的適用期限。結果導致被追訴者以及與其共同生活之人的生活長期處于一種不安的狀態,如此既違背了法律明確規定技術偵查措施的目的,也不符合技術偵查措施適用的必要性原則。另外,《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257條雖然對解除技偵措施作出了規定,但尚不夠明確、具體,導致實踐中仍缺乏規范的可操作性。

   3.新《刑訴法》第150條規定,偵查人員對于采取技術偵查措施過程中知悉的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應當保密。對于與案件無關的信息和事實材料,應當及時銷毀。即使是與犯罪偵查有關的各種信息材料,也只能用于“對犯罪的偵查、起訴和審判,不得用于其他用途”,這里的其他用途包括行政處罰、行政處理、紀律懲戒等。同時規定,在公安機關依法采取技術偵查措施時,有關單位和個人應當配合,并對有關情況予以保密。這些關于相關信息保密和銷毀的規定,有利于保障公民尤其是被追訴者的基本權利。但由于下階位法規缺乏相應的監督機制和對偵查相對人的告知制度,相對人無法知道自己的相關權利會被或已被侵犯,更無法要求相關機關銷毀有關資料。另外,對于因采取技術偵查措施造成偵查相對人權利受侵害的情況,也未規定相應的救濟途徑,這對于公民基本權利的保護將十分不利。

   (二)完善技術偵查措施的幾點意見建議

   1.對法律條文中規定的“根據偵查需要”的限制條件、適用時間、對象等應進一步細化、明確。對技術偵查的適用范圍的確定,既應當堅持重罪原則,同時也應當充分考慮例外情況,以利于及時、有效打擊刑事犯罪。如德國監聽的使用僅限于電子通訊、露天場所和公共建筑的會話,要監聽私人住宅的會話,其條件則甚為嚴苛,如要取得三名法官組成的合議庭合議并簽發附期限命令后方可實施。 

   2、建議對 《刑訴法》中規定的技術偵查、隱匿身份偵查、控制下交付等偵查行為的實施主體進行細化。明確不同的權限區分,即技術偵查措施報地級以上公安機關負責人審批后,由地級以上公安機關技術偵查部門及其派出機構負責實施; 隱匿身份實施偵查、實施控制下交付則須經縣級以上公安機關負責人決定后,由偵查人員或者公安機關指定的其他人員隱匿身份實施偵查。 

   3.對技術偵查的最長期限作出明確規定。可以比照最長偵查羈押期限設定,并建立及時銷毀及泄密追責制度。對技術偵查的程序控制,應當妥當處理決定權和執行權的關系,決定權一般應上提一級。

   4.應進一步細化庭外核實制度。《六部委規定》第20條規定:采取技術偵查措施收集的材料作為證據使用的,批準采取技術偵查措施的法律文書應當附卷,辯護律師可以依法查閱、摘抄、復制,在審判過程中可以向法庭出示。對此還應進一步明確規定,對該部分證據,法院認為有異議的,可以由審判人員組織在庭外進行核實,相關人員須履行相應的保密承諾手續。

   《刑訴法》是刑事審判活動中的重要法律依據。在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進程中,新《刑訴法》的不斷完善和進步,不僅關涉司法審判活動的順利進行,更關乎國家法治文明的進步程度,關乎人民百姓的共同利益的維護。撰寫此文,希望能對我國刑事證據規則在司法實踐中的有效落實和進一步完善,提供有益的思路。

   參考文獻:

   (1)胡錫慶主編:《訴訟法學專論》,中國法制出版社。

   (2)陳一云主編:《證據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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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宋英輝:《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精解》,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6)張軍主編:《新刑事訴訟法法官培訓教材》,法律出版社。

   (7)卞建林、楊宇冠:《聯合國刑事司法準則撮要》,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8)孫長永:《偵查程序與人權》, 中國方正出版社。

   (9)陳光中:《21世紀域外刑事訴訟立法最新發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作者單位:哈爾濱市中級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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