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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主辦

 

帕爾斯格拉夫訴長島鐵路公司案【美】

發布時間:2016-03-15 16:16:37


    本案發生在1924年8月的美國紐約長島火車站。原告帕爾斯格拉夫夫人和她的女兒買好票后站在站臺上等候開往某地的列車。這時站臺開往另地的列車開始啟動,兩名遲到的乘客跑步追趕登車。其中一位矯健地順利上車, 另一位雖然也跳上車, 但險些摔到。站臺上的一名工作人員順勢將此人推了一把,車上的另一名列車員也幫忙拉了一把。而就在此時,該乘客的一個報紙包的包裹掉在軌道上,包裹中裝的煙花落地后發生了爆炸。爆炸的沖擊力將站臺另一端的離爆炸地點數英尺外的秤擊倒,砸傷了在旁等候的原告。那位攜帶煙花的乘客登上火車后則去向不明。原告對長島火車站提起訴訟。

    原告起訴被告的訴因是過失侵權(negligence)。原告訴稱,被告的過失導致其人身受到傷害。因此,原告請求法院判決被告承擔損害賠償責任。紐約州一審法院(trial court)做出了對被告有利的判決,上訴法院(appellate division)維持了該判決。原告不服,向紐約州最高法院(court of appeals)提起上訴。

    在過失侵權之訴中,原告必須證明,被告對原告負有注意責任;被告的行為違反了注意責任(過失);原告的人身或財產等權益受到損害、損失或傷害;被告的過失是造成原告損害的近因(proximate cause)。

    一審法院認為,首先,被告對原告負有注意責任,因為原告是被告的乘客,有權要求被告像其他運輸公司一樣履行最高的注意義務(highest degree of care)。其次,被告的行為違反了注意責任(過失),因為乘客在列車開動后仍然登車的行為是有過失的,進而被告的雇員協助該乘客進行該過失行為的行為也是有過失的。正確的做法應該是勸說或警告他不要登車,或者把車門關閉。第三,被告的過失是造成原告損害的近因。在這個問題上,多數法官認為,沒有被告的協助行為,該乘客或許可以順利登車并且不會發生這起爆炸事故。因此,其行為構成了傷害的近因。少數法官認為,被告的過失不是造成原告傷害的近因,因為在被告過失與原告受傷之間還存在著那個攜帶裝有易暴物品包裹的乘客的過失。后者的過失是一個獨立的過失。爆炸并不是被告過失的當然結果。被告所受傷害固然與被告過失有關,但關系太遠,不足以構成近因。

    在最高法院的審理過程中,以卡多佐(Cardozo)法官為代表的多數法官認為,本案爭議的焦點是,被告是否因其對其他乘客的過失侵權行為殃及到原告而對原告負有注意義務,從而承擔過失侵權責任。

    過失只有當其侵犯了法律所保護的利益時才具有可訴性(按,如果被告沒有侵犯原告的合法權益,原告對被告就沒有訴因)。過失和(注意)義務是嚴格關聯的(按,如果被告對原告不負注意義務,就不可能對其發生過失行為)。一個合理或正常謹慎的人所感知的危險的范圍決定其所應承擔的義務的范圍(The orbit of the danger as disclosed to the eye of reasonable vigilance would be the orbit of the duty.)。能夠合理感知的風險界定應當遵守的義務,而風險意味著關系;它是對在可感知范圍內的他人的風險。(按,被告是否對原告負注意責任,取決于被告能否合理地認識或預見其行為可能對原告造成的風險或危險)。如果一個人在人群中碰撞了他旁邊的人,使后者所攜帶的炸彈落地爆炸,并炸傷了周圍的人,應當承擔責任的是攜帶炸彈的人而不是碰掉炸彈的人,因為后者在做這樣一個不經意的舉動時根本就無法預料到有如此巨大的危險存在。并且,碰撞他人的人也沒有侵犯處在人群邊緣的那些人。

    在本案,以當時的情形,被告往車上推一把攜帶一個報紙包的包裹的乘客的行為,對于站在遠處的原告而言算不上過失。如果被告存在過失的話,該過失也是對那位攜帶包裹的旅客的過失,并且是針對其財產利益的過失,而不是對原告的人身利益的過失。即使對最謹慎的人來說,本案中也沒有任何情形能讓人想到,一個看上去普通的包裹會使整個車站遭難。誰也不會預料到這樣一個包裹的掉落會潛伏著對遠在站臺另一端的原告造成傷害的危險。 被告沒有理由預見原告或者其他處于相同境況的人遭受損害的可能性。 因此,被告對原告沒有注意義務,不應對原告承擔過失侵權責任。假如被告有可能很容易就能知道包裹里有爆炸物,那么本案就有可能另當別論。由于被告無法合理預見其行為可能對原告造成的危險,從而無須對原告負注意義務,本案也就無須進一步討論法律上的因果關系等問題。

    以安德魯斯法官為代表的少數法官認為,首先,每個人都對全社會負有不從事不合理地威脅他人安全的行為的義務。如果這種行為發生,行為人不但對有可能合理預期會受到傷害的人有過失,而且對實際上受到傷害的人有過失,即使受害人處于一般被認為是危險區之外。如果發生了不合理的風險,其后果并不僅限于有可能受到傷害的人。因此,不能認定被告對原告沒有注意義務。 

    其次,被告的過失構成原告的傷害的近因。如果不法行為造成了傷害,行為人就必須對其后果負責。后果是否不同尋常、出乎意料或者不可預見無關緊要。但有一個限制:損害必須與過失如此相關,以至于后者是前者的近因。這是出于便利、公共政策以及粗糙的正義感的考慮。

    例如,一個司機過失地與另一輛裝滿爆炸物的汽車相撞(該肇事司機本人事先并不知被撞的車上裝滿爆炸物)并引發爆炸(該肇事司機本人事先并不知被撞的車上裝滿爆炸物),結果是旁邊人行道上的A死亡,坐在對面樓里的窗戶旁的B被飛濺的玻璃劃傷,一個街區外的同樣坐在窗戶旁的C也類似的受傷。再進一步假設,十個街區外的一名保姆由于受爆炸聲的驚嚇導致其將抱在懷里的嬰兒摔到地上。由于司機在撞車的時候有過失,他的行為僅有可能造成有限損害的預見就是無關緊要的。該過失行為不合理地侵犯了所有被影響的人的安全,A,B、C及受傷嬰兒的損害都與該撞車行為密切相關。如果沒有這個行為,這一切都不會發生。在考慮近因時,一個理性的人所能預見的其過失行為的自然后果是無關緊要的。盡管沒有人能預見碰撞本身會導致對一個街區外的人的傷害,但是,如果發生了爆炸,這種可能性就是應當被合理的預見的。因此,這里司機需要對爆炸的直接結果(immediate result)負責。

    在本案,被告在協助乘客登車時將一個看上去無害的包裹碰倒到站臺上的行為是有過失的。被告必須對其直接后果(proximate consequences)負責。如果沒有發生爆炸,原告就不會受傷。盡管在爆炸和原告受傷之間介入了一個秤被爆炸的沖擊波擊倒再砸傷原告這個事件,但是,在這兩個環節間幾乎不存在時間上的間隔,空間上距離也不是很大。因此,被告的過失仍構成原告受傷的近因。

    本案為過失侵權確立了一個新的原則,即被告只對可預見的原告(foreseeable plaintiff)負有注意義務。可預見性是一個事前的客觀標準(ex ante objective test)。對于被告來說,只有一個處在類似情形下的合理/正常的人(reasonable person)能夠預見到對原告造成傷害的危險,原告才是可預見的。

    表面上,本案多數法官與少數法官的分歧似乎在于爭議的焦點是什么;但實際上,雙方的真正分歧在于,在決定是否追究被告的過失侵權責任時,是否應當考慮(原告或后果的)可預見性。如果是,即使爭點是近因問題(少數法官),法院同樣有可能判決被告勝訴;如果不是,即使爭點是注意責任問題(多數法官),法院同樣有可能判決原告勝訴。

    法定行為標準必須考慮人的認識能力。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因此,法律不強人所難。除非改變人性,否則行為人不可能對不可預見的風險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這就是為什么在追究侵權責任時,應當考慮原告和/或后果的可預見性。

    需要注意的是,“可預見原告”的原則是有例外的。例如,由于某列車駕駛員的過失導致列車出軌翻車,某人為了尋找親屬而摔傷。在這種情況下,原告只要能夠證明過失及因果關系即可獲得賠償,因為險情召喚救援(Danger invites rescue.),危難的呼聲是救濟的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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